作者: 王振宇 來源: 菏澤日報 發表時間： 2025-08-27 10:07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山東衛視8月25日晚播出了大型電視紀錄片《面人》，引起了巨大反響。在馬來西亞（時為馬來亞），點燃這次抗日烽火的中國農民中的抗日骨干力量，則有許多是來自菏澤魯西新區馬嶺崗鎮解元集村（現為解北解南兩個行政村）一帶的“面人郎”。
一
在馬來西亞拍攝的電視紀錄片《家在馬來西亞》第五部第三集《龍運與北加華人的故事》中，數位鐵礦老工人通過口述，回顧了龍運鐵礦的發展歷程，以及華人常天緒帶領鄉民開采鐵礦的過往。
此處所提及的鐵礦，便是解元集村村民口中常說的“鐵山”。而常天緒，則是解元集村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走街串巷的“面人郎”。解元集村的鄉親們，以及后來追隨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的眾多“面人郎”，正是在跟隨常天緒前往馬來西亞龍運鐵礦做勞工之后，才逐步開始接觸并接受進步思想，進而投身革命事業的。
《山東省志·僑務志》大事年表中，有兩條相關記載：
1933年，常天緒兩次回山東菏澤老家招募工人，其中在菏澤、定陶縣招工500人，在河南、河北鄰山東地界招工320人。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盧溝橋事變，海外華僑當即行動，全力支持抗戰，菏澤縣旅馬來西亞華僑常天緒經營的天緒公司近1000名華工集體辭職，拒絕為日本人開采鐵礦石。
常天緒，堪稱解元集村的一位傳奇人物。
據村中老者回憶，常天緒出生于清朝光緒末年。彼時的中華大地，內有戰亂紛擾，外有列強欺凌，朝政荒廢，國運日漸衰微，正處于時代更迭的動蕩時期。
“天子無福民遭難。”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魯西南地區水、旱、蝗、疫等自然災害連年不斷。解元集村的鄉親們大多生活在困苦之中，許多家庭因生計無著，被迫賣兒鬻女，外出逃荒乞討。
常天緒家中共有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三。因自幼皮膚黝黑，村里人都稱他為“三黑”。
據村中老者講述，年少時的“三黑”便極具個性。在舊社會，窮苦人家的生活常常食不果腹，由于家中時常斷糧，年幼的常天緒經常挨餓。有一天，常天緒實在饑餓難耐，便偷偷鉆進鎮上一戶大戶人家的莊稼地里，掰取玉米充饑。不料，此事被一位好事的村婦發現。她揪住常天緒的耳朵，將他從玉米地里拉了出來，當著眾人的面，厲聲斥責，辱罵他日后難成大器。
遭受責罵后，年幼的常天緒內心十分氣憤。但他深知自己有錯在先，雖未當面辯駁，心中卻暗暗立下誓言：日后定要成就一番大事業，讓那位責罵他的村婦刮目相看。
起初，常天緒四處奔波，靠出賣苦力、打零工維持生計。后來，他找到鎮上擅長面塑技藝的好友楊鴻友，跟著他學起了捏面人的手藝。在楊鴻友的悉心指導下，加之常天緒自身心靈手巧，他很快便掌握了捏面人的諸多技巧。一團團普通的面團，在他手中經過捏、搓、揉、掀等一系列動作，再用小竹刀巧妙地點、切、刻、劃，片刻之間，一個個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便應運而生。
自此，常天緒開始挑著擔子走街串巷，以賣面人為生，成為一名游走四方的“面人郎”。
二
成家之后，常天緒的家庭負擔日益加重。然而，走街串巷捏面人所得的收入，僅能勉強維持他個人的溫飽。家中上有年邁的父母需要贍養，下有嗷嗷待哺的子女亟待撫育，這迫使常天緒開始思索其他維持家庭生計的途徑。
1928年，是常天緒人生轉折的關鍵一年。這一年開春，常天緒與穆李寨的面塑藝人李俊興、李俊福兄弟，以及解元集村的楊鴻友等10余名“面人郎”，收拾行囊，告別家鄉，一同踏上了前往馬來西亞賣藝的漫長旅程。
彼時，常天緒、李俊興等人并未料到，此次外出賣藝的經歷，竟會被載入菏澤面塑藝術的發展史冊。后來，每當提及菏澤面塑藝術的發展歷程，人們總會說起常天緒、李俊興等10余位面塑藝人一同前往馬來西亞賣藝的這段往事。
此后，李俊興歷經數十年藝術生涯的磨礪，最終成為一代面塑大師。新中國成立后，他曾多次參加全國及全省工藝美術藝人代表大會，1957年被國務院授予“全國老藝人”稱號。而常天緒則從一名“面人郎”成功轉型，在馬來西亞成立天緒公司，成為當地頗具影響力的華僑。他因在龍運地區開采鐵礦而聲名遠揚，被當地人譽為“鐵王”。
三
常天緒、李俊興等人離開家鄉后，歷經諸多磨難。他們一邊沿途捏制面人售賣，一邊跋山涉水，經過數月的艱辛跋涉，最終抵達馬來半島東海岸的丁加奴（現稱馬來西亞登嘉樓）。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丁加奴先是淪為英國的保護領地，后又成為英國的馬來屬邦，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本人統治。
20世紀初，大量華人在丁加奴聚居，以小本經營維持生計。加之當地氣候溫暖，為常天緒等人捏制和售賣面人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抵達丁加奴后，他們憑借精湛的面塑技藝，很快在當地站穩了腳跟。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不知不覺間，一年的時光悄然流逝。不久，身處異鄉的10余名“面人郎”中，有人開始思念家鄉的親人。他們從各地匯聚到一起商議，最終決定：李俊興、李俊福兄弟以及楊鴻友等人返回故鄉，而常天緒則與李本化、李本純3人決定繼續留在馬來西亞。
據解元集村的面塑藝人楊鴻友生前回憶：常天緒性格極為倔強，一旦認定某件事，便必定要做出一番成績。他的計劃是，下定決心在海外打拼數年，待積攢足夠的錢財后，便返回故鄉，翻修家中的土坯房，在村里爭一口氣。
此外，與其他“面人郎”不同的是，常天緒生性豪爽仗義。在當地，他憑借面塑技藝結交了眾多摯友，其中甚至包括馬來西亞的一些政府官員和社會名流。這為他日后的命運轉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隨后的幾年里，常天緒在馬來西亞四處闖蕩，如魚得水，逐漸開拓出一片屬于自己的新天地。到了1933年，他時來運轉，放棄了捏面人的手藝，在馬來西亞創辦了天緒公司，轉而成為日本人經營的龍運鐵礦的礦區工頭。
提及這段經歷，解元集村有人說，常天緒曾與馬來西亞的國王結交為友，外出時，即便是馬來西亞的警察見到他，也要向他敬禮。也有人說，常天緒曾救助過一位當地人，而此人后來竟成了馬來西亞的高官。還有人說，常天緒結識了一位英國人，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這位英國人見常天緒為人豪爽、重情重義，便將自己經營的鐵山一處礦區贈予了他。
由于歲月久遠，這段往事已無從考證。但無論如何，外出闖蕩不到5年，常天緒便從一名“面人郎”搖身一變，成為日本政府經營的龍運鐵礦的礦區工頭。這不僅是他人生中的重大轉折點，也充滿了傳奇色彩。
成為鐵山礦區工頭后，常天緒的公司規模不斷擴大，急需招募工人。同時，他也懷有幫助家鄉人維持生計的想法。于是，1933年至1935年，常天緒先后兩次返回山東菏澤老家招募勞工。
四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孕育了燦爛的華夏文明，但在歷史上，它也是一條桀驁不馴、時常泛濫的河流。菏澤地區因地處黃河中下游，數百年來，一代又一代的鄉親們曾多次因黃河洪水泛濫而流離失所。
常天緒回鄉招工的這一年，洶涌的黃河在一個名為二分莊的地方決堤，洪水直沖菏澤，水位一度與護城堤持平。解元集村位于菏澤城西18里處，首當其沖遭受洪水侵襲，當年的莊稼顆粒無收。村民們面臨著衣食無著的困境，一些家庭不得不外出逃荒乞討。
此時，常天緒回鄉招募勞工，恰好為正為生計發愁的鄉親們提供了一條掙錢養家的門路。當村民們得知常天緒衣錦還鄉并要招募勞工的消息后，紛紛奔走相告。消息迅速傳播開來，解元集村的一些青壯年紛紛找到常天緒報名。
沒過幾天，附近橋李、安頓莊、吳拐等村莊的許多年輕人，也在得知消息后趕來報名。一時間，常天緒家中人來人往，熱鬧非凡。那一年，解元集村周邊村莊有上百人選擇跟隨常天緒前往馬來西亞鐵山務工，僅解元集村就有70余名勞工。
跟隨常天緒外出的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此前挑著擔子走街串巷賣藝的“面人郎”。常天緒的堂兄弟常合民（又名常天鐸），自幼便跟隨村里的面塑師傅學習技藝，在前往馬來西亞之前，他的面塑技藝已在當地小有名氣。新中國成立后，常合民曾在北京工作，其間重拾面塑舊業，素有北京“面人常”的美譽。
楊鴻友當時剛結婚不久，有過一次前往馬來西亞的經歷，他盤算著在家鄉靠捏面人謀生，不如去鐵山務工掙錢多。但他父母早逝，家中無老人需要贍養，也無子女需要撫育，他若外出，家中便只剩下妻子王云一人，楊鴻友對此放心不下。于是，他與妻子王云商議后，決定兩人一同跟隨常天緒前往鐵山務工。在此次外出的人員中，王云是解元集村唯一的女性。楊鴻友的兒子——南京退休干部楊守林回憶道：“母親曾跟我講過，當年去馬來西亞時，還乘坐了大輪船。她說自己是小腳，上船時需要攀爬軟梯，她無法獨自上去，上面有人拉著她的手，下面有兩個人向上推她，這才登上了輪船。”
村中老人表示，解元集村及附近村莊外出的勞工，是分批前往馬來西亞的。最早跟隨常天緒出發的人，路費全部由常天緒墊付。后來出發的人，有些因沒有足夠的路費，便依靠捏面人的手藝，沿途售賣面人賺取路費，最終抵達馬來西亞。
受此影響，從1933年到1935年的幾年間，菏澤、定陶一帶許多生活無著的鄉民，紛紛前往馬來西亞投奔常天緒，以維持家庭生計。據山東省史志資料記載，定陶縣徐莊村徐新中等8人就曾一起結伴到馬來西亞投奔常天緒。
常天緒兩次回鄉招工，共在山東、河南及河北地界招募勞工820人，僅在菏澤、定陶一帶就招募了500余人。
此時的常天緒，已然實現了從“面人郎”到“老板”的華麗轉變。同時，經過數年在海外打拼，他也具備了足夠的經濟實力和較強的人際交往能力。
回鄉招工的當年，常天緒實現了自己的心愿，將家中破敗的土坯房進行了翻修，建起了高大的青磚瓦房。這座房屋在當時堪稱解元集村最好的建筑。1937年，魯西南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7.0級大地震，常天緒在老家的妻子和孩子當晚因留宿娘家而不幸遇難，而他們新建的房屋，除后墻出現一道輕微裂縫外，主體結構并未受到嚴重損壞。
村中老人常連貴在世時說：“常天緒老家的妻子，村里人都稱她為王三姐。王三姐既心靈手巧，又勤勞能干。倘若大地震發生時，她和孩子住在自己家中，或許她的命運就會被徹底改變。”
然而，命運從來沒有“或許”可言。一個世紀過去了，常天緒的老屋依然靜靜地矗立在解元集村。它宛如一位老者，向后人訴說著發生在它身邊的過往；又更似一件古董、一件文物，默默見證著村子里一代又一代的歷史變遷，以及眾多家庭的興衰榮辱。
五
據史料記載，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日本人就已掌控了馬來半島的鐵礦開采產業。
龍運鐵礦是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在馬來西亞經營的規模最大的鐵礦場，由日本政府直接投資運營。該鐵礦雇用華工共計2700余名，其中山東籍800余人、浙江溫州籍700余人、廣東籍700余人、福建籍500余人。據估算，該鐵礦每日產鐵一千余噸，年產量約40萬噸，平均每周有3艘大型貨輪將鐵礦石運往日本本土。若日本將這些鐵礦石用于制造軍火，每小時可制造子彈約4.5億顆。
在礦山上，日本人對礦工極為苛刻。他們逼迫礦工拼命勞作，然而，礦工們每日掙得的工資卻難以維持自身的基本生活，有時還會遭到日本工頭的欺凌與辱罵。部分礦工因生病上班遲到，或因過度勞累昏倒在礦場，竟會被礦山警察拖出去毒打，打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還有一些礦工病死后，被日本人丟棄在山外的空谷中暴尸，或被澆上汽油焚燒，場面慘不忍睹。
日本人的暴行激起了礦區工人的強烈憤慨。在菏澤一帶的勞工抵達鐵山之前，礦區的勞工們就曾因日本人的暴行展開過英勇抗爭。為維護自身權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礦工們曾成群結隊、手挽手地憤怒抗議，震懾了日本礦警的囂張氣焰，迫使他們提高了礦工的待遇。這是龍運鐵礦勞工抗日斗爭史上最早的一抹亮色。
幸運的是，由于常天緒在龍運礦區擔任工頭，從山東、河南等地跟隨他前來的800余名勞工，抵達鐵礦后并未遭受殘酷的剝削與壓迫。勞工們每月月底都能按時領到工資，生活基本無憂，有時還能讀到國民政府及當地出版的一些報紙。而且，解元集村的許多勞工所享受的各項待遇都比較優厚，大部分人都當上了鐵山礦區的班組長。楊鴻友的妻子王云及部分當地婦女，則在礦區從事洗衣、做飯等雜務工作。
5年前，解元集村勞工汪林霄的兒子汪金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那時，我們村跟隨常天緒前往鐵山的部分勞工行事較為‘隨性’。有些年輕人會穿上道士服飾，時常‘冒充’大師，用所謂的‘法術’為外國人看病；還有一些年輕人性格好斗，與當地人或其他工友發生打架斗毆的事件時有發生。任冠祿身材高大魁梧，打起架來，好幾個人都不是他的對手。此外，橋李村的李蘭興在鐵山以好斗聞名，在礦區，一提起‘山東李小五’（李蘭興），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李蘭興在家中排行老五，前往鐵山務工那年，他年僅17歲。他與大哥李蘭冬，以及村民李興齊、李興斗、李保寺、李蘭田等10余人，曾跟隨鎮上的楊鴻友學習過面塑技藝。經由楊鴻友引薦，他們在常天緒處報名后，來到了鐵山。
當時的李蘭興年少氣盛，又學過幾年武術，出手既狠又快，礦區內很少有人敢招惹他。因此，在鐵山，馬來西亞當地民眾及礦山來自各地的勞工，都對山東人懷有幾分敬畏。
楊鴻友的兒子楊守林于1935年7月在新加坡出生。“父親當時是一名班組長。在鐵山，我們村前往務工的人員中，只有父親和常天緒兩人攜帶家眷。常天緒在當地娶了一位福建籍女子為妻，當時已育有一子，小名叫‘狗’，比我大一歲。”據楊守林回憶，“父母常提起，我們小時候經常在一起玩耍。母親還說，常天緒的妻子是大腳，思想比較開明，平時穿裙子。而母親那時候穿長褲子，常天緒的妻子經常拿著一根小棍子，挑起母親的褲腿，讓別人看母親的小腳，以此逗樂母親。”
關于常天緒擔任工頭時的印象，后來回國的勞工們在生前大多表示，常天緒為人仗義、待人寬厚，與當地人相處融洽，與勞工們的關系也十分密切，彼此之間無話不談。他公司的勞工們，無論是來自老家一帶的，還是來自其他地區的，工作都十分勤懇賣力。當時礦區的生產形勢良好，有些礦工偶爾手頭拮據，向常天緒借錢，他總是十分大方，從不拒絕。
六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不久后，鐵山礦區開始頻繁出現一些神秘人物，他們開展抗日宣傳活動，深入礦工居住地慷慨陳詞：“日本人侵略中國，你們卻在為日本資本家開采礦山，他們將鐵礦冶煉成鋼錠運回日本，制造槍支大炮，用來殺害我們的父母、兄弟姐妹……大家一定要團結起來，不要再做日本資本家的奴隸！”
這番充滿激情的動員，迅速點燃了工人們的愛國熱情。在愛國華僑的組織下，常天緒及解元集村的許多勞工都積極參與到抗日宣傳活動中。
由于大部分勞工沒有文化，起初，他們只看到工頭常天緒與開展抗日宣傳的華僑們頻繁秘密接觸，卻并不理解他們所說的“小日本打到中國去”究竟意味著什么。不過，常合民、段振民、段振東等人卻頗具見識。一段時間里，常合民跟隨堂兄常天緒，與抗日華僑接觸，逐漸明白了許多愛國道理。段振民曾在鎮上的小學堂學習過“四書五經”，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段振東曾參加過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后來在一次軍閥混戰中，部隊被打散，他在無法找到部隊的情況下，返回了老家。在聽取了抗日華僑的宣傳以及常天緒的秘密動員后，他們心中迅速燃起了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之火。
在常合民、段振民、段振東等人的解釋下，大家才知曉，日本侵略者當時已經打到了自己的家鄉，他們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家中的老人和孩子生死未卜。得知這些情況后，勞工們紛紛覺醒，內心充滿憤怒，決心與日本侵略者勢不兩立，許多人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返回國內參加抗戰。
但他們也發現，由于龍運鐵礦地處北馬偏遠地區，且當時柔佛州西北境由日本人經營的第二大鐵礦——山合株巴所轄鐵礦剛剛爆發過大罷工，因此，日本人對龍運鐵礦礦區的管控與防范日益嚴密。他們不僅封鎖了所有進山的道路，還在礦山上加強了武裝警備隊的力量，增派了更多的日本監工。同時，他們禁止所有華文報紙和書籍進入礦區，以防礦工受到抗日宣傳的影響。礦工們的行動自由也受到限制，有時在一起交談，都會遭到日本監工的呵斥與打罵……
然而，日本人的嚴密管控，終究無法壓制住勞工們心中的憎恨與怒火。1938年2月中旬，聞名東南亞的華僑抗日英雄莊惠泉秘密來到龍運鐵礦。他與當地光華學校校長白硅（據馬來西亞相關史料記載，光華學校最初由常天緒投資興建）、工頭常天緒一同積極奔走，聯絡并動員礦區其他近20名工頭，在愛國華僑陳嘉庚創辦的《南洋商報》上刊登啟事，明確表示“從此誓與小日本完全斷絕關系，不再供敵人利用”。
莊惠泉、白硅、常天緒等人共同召集華工頭目及礦區店鋪的華商，進行宣傳動員。眾人情緒激昂，紛紛表示支持罷工抗日。常天緒負責動員其他工頭，再由工頭動員手下工人。一名名叫肖秋輝的華商積極勸說其他商人，關閉了為鐵礦供應物資的店鋪，不惜犧牲自身利益，以支持抗戰大局。
在常天緒的帶領下，解元集村的常合民、段振民、段振東、李兆譜、王林瑞、楊鴻友、常朝貴等人，以及其他村莊的部分勞工，都成了組織罷工的核心骨干。他們利用擔任班組長的便利身份，秘密分頭深入礦工群體，一邊向礦工們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一邊組織礦工們暗中開展破壞行動。他們有時會組織礦工將棉紗偷偷纏進機器，有時則拆卸設備零件并扔進山溝，以此迫使礦山機器停止運轉。
罷工前一天，常合民、段振民、段振東等幾名勞工在做工時，恰好身邊只有一名日本監工。這名日本監工身材高大肥胖，平日里作威作福，此前曾有一名河南籍勞工被他暴力毆打折磨致死。
回想起眾多同胞無辜慘遭殺害的情景，大家怒火中燒，決定趁機除掉這個惡魔。常合民上前假裝與日本監工套近乎，段振民則悄悄繞到監工身后，趁其不備，舉起手中的鐵鏟，狠狠砸向他的后腦。這名日本監工甚至來不及發出一聲呻吟，便當場斃命。
工友們見狀，迅速將日本監工的尸體抬起來扔進礦車，用礦石將尸體掩埋后，將礦車運走，處理掉了尸體。
七
解元集村村民任月燦家中，至今仍保存著其父親任冠祿當年參與罷工后回國時所開具的證明。
這張貼有照片、落款為“華僑救濟鐵山工人失業委員會”且蓋有三角形印章的證明信中寫道：“為發給證明事此，龍運鐵礦工人為愛國義憤自動退職來星（注：新加坡另譯名星家坡）數千人，愿留星工作者為其安置膳宿及介紹職業，欲回國者則為其購置船票并發給證明，沿途所到各地請予以接洽，茲該批工人任冠祿本日回國，到地時，尚希各地予以招待。華僑救濟鐵山失業工人委員會主席：陳振賢，副主席：林慶年、林文田。”
這張已然泛黃的紙片背后，承載著無數關于生死與離別的辛酸記憶。
橋李村村民李新斌回憶道：“父親李蘭冬在世時，曾多次提及，當年的罷工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大罷工即將開始前夕，日本人在華人勞工之間挑撥離間，少數人受到蒙騙，不愿參與罷工。而我們山東籍勞工大多意志堅定，為此與不愿罷工的勞工發生了沖突。有一天，因雙方言辭激烈，李蘭興、任冠祿兩人動手毆打了持不同意見的人。混亂中，有人趁機在宿舍內潑灑汽油縱火。日本人見局勢失控，擔心礦區被燒毀，便投擲‘臭彈’驅散了雙方。不過，后來在莊惠泉和常天緒的協調組織下，雙方最終達成了一致，共同參與罷工。”
1938年2月28日，龍運鐵礦的勞工們最終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工行動。他們砸毀了礦區的設備，點燃了部分廠房。當時，日本監工禁止勞工離開礦區，并對勞工們大打出手，勞工們奮起反抗，許多人受傷流血。
王林獻的孫子王洪斌向記者講述：“爺爺在世時，曾多次講述過大罷工中的一個場景，咱們山東人最見不得同胞流血，一旦看到血，就會激發斗志。當時，勞工們拿起木棍、鐵鍬，與日本監工混戰在一起，打得日本監工狼狽逃竄。”
在與日本監工的混戰中，解元集村的王林獻、李保珠等人受傷，村民王貴璽在沖突中不幸身亡。當勞工們列隊離開礦區時，懷著滿腔怒火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不當亡國奴！”“抗擊小日本！”等口號。
沿途，工人們憤怒地脫下工作服并將其撕碎，有的甚至脫下鞋子扔在地上，以此宣泄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這場聲勢浩大的罷工行動，展現出了不可阻擋的力量。
當天，常天緒經營的天緒公司1000名華工，在他的帶領下全部離開礦區。
大罷工結束后，龍運鐵礦的勞工中，少數人前往吉隆坡、檳城等地謀生，大多數人則乘坐“南僑總會”派出的船只前往新加坡。
抵達新加坡后，當地各學校及社會團體紛紛舉行慰勞活動。中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館及中華總商會派代表慰問了罷工勞工，并于3月11日舉行了歡迎大會。新加坡成立了“華僑救濟鐵山失業工人委員會”，為失業工人提供援助：愿意留在新加坡的，當地華僑組織為他們安排食宿并介紹其他工作；愿意返回國內的，為他們發放路費和證明，還在沿途設立了罷工工人接待站，安排他們的生活。
龍運鐵礦大罷工，迫使該鐵礦及日本相關軍火工廠停產，給日本帝國主義造成了沉重打擊。這一罷工事件不僅震動了星馬地區（注：新加坡、馬來亞舊稱），還引起了世界范圍內的關注。各國通訊社紛紛發布相關電訊，稱這是“中國人最偉大的愛國行動”。
大罷工結束后，解元集村的“面人郎”們，還在愛國華僑陳嘉庚的組織下，在新加坡開展了義賣活動。他們將售賣面人所得的收入，以及自己的部分工錢捐獻出來，用于支援國內抗戰。因此，許多勞工返回老家時，幾乎一無所有。
段兆瑞的兒子段德法回憶道：“父親回來時，只帶回來一張破舊的麻袋片。他對家人說，村里的勞工們聽了愛國華僑的宣傳后，都把錢捐給了華僑組織，以支持抗戰事業。”
數十年過去，時代歷經變遷，但解元集村那些曾前往馬來西亞做勞工人員的后代中，仍有人珍藏著當年華僑組織發給他們父輩的義賣證和募捐證。這些證件，成了先輩們在海外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珍貴紀念。
在回國途中，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常合民、段振民、段振東、任冠祿等人途經廣東境內時，曾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下游擊隊俘獲。當時，這些勞工身著西裝，衣著光鮮，游擊隊隊員誤以為他們是日本間諜，險些將他們處決。幸運的是，游擊隊隊員從他們攜帶的衣物中搜出了華僑組織開具的參加龍運罷工的證明，這才使他們幸免于難。然而，村民常天喜、劉二牛就沒有這么幸運了。他們途經河南時，遭遇了正在掃蕩的日軍，被抓獲后，日軍從他們身上搜出相關證明后，殘忍地將他們殺害。
八
“小棗樹，彎又彎，背起包袱上鐵山，鐵山遠、鐵山行，鐵山留下我兒名。”
這是當年與常天緒一同前往馬來西亞的穆李寨村民李本化、李本純的母親，在晚年時常吟唱的小調。她常常唱著唱著就哭了，哭夠了又接著唱，滿含對兒子的思念之情。
李本化、李本純家中共有兄弟6人，兩人分別排行老二和老三。他們的六弟李本玉于2011年去世。李本玉的兒子李傳河說：“二大伯、三大伯與常天緒、李俊興、李俊福一同前往馬來西亞賣藝后，便與家人失去了聯系，再也沒有回來。奶奶當時思念兒子心切，幾乎精神失常，每天在家哭泣，一邊哭一邊唱這支小調，唱完后，就不停地呼喊兩個兒子的名字。最終，奶奶嗓子哭啞了，眼睛也哭瞎了，直到去世，都沒能再見到兩個兒子一面。”
鐵山，不僅留下了無數的故事，也承載了太多的悲歡離合。一個世紀過去了，鐵山依舊是解元集村部分年邁老人心中難以磨滅的傷痛。王貴璽犧牲后，工友們將他安葬在鐵山腳下。他家中的妻子和兒女，自他離開后，苦苦期盼了多年，最終等來的卻是勞工們帶回的噩耗。直至今日，他的孫輩們依然對遠在異國他鄉的祖輩英靈念念不忘。
村民李保珠留給家人的最后線索是，大罷工期間他受傷住院，第二天，鎮上一同前往做工的勞工到醫院探望他時，卻發現他已不見蹤影，此后便杳無音信。
村民常志剛外出務工時，他的弟弟常連貴年僅13歲。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別，常志剛竟與家鄉相隔萬里，最終于20世紀80年代在臺灣病逝。
回憶起當年哥哥背著包袱前往鐵山的情景，96歲時去世的常連貴老人曾說：“哥哥離開時，我們一家人流著淚將他送到村外，沒想到這一分別，竟然就是一輩子，再也沒有見過面。”
在解元集村，像王貴璽、常志剛這樣客死他鄉的人還有不少。村西的劉大牛、劉二牛，以及常八等人，甚至連完整的名字都沒有留下，村上的人只記得他們當年的小名。常天景、常天運、李志合等人則流落在新加坡。幸運的是，后來常天景與李志合陸續與村內的家人取得了聯系。李志合于20世紀80年代先后兩次回到家鄉探親，最終在家中病逝，魂歸故里。而常天景在20世紀70年代曾多次給家中匯款，直到村里的父母相繼去世后，才與家中中斷了聯系。橋李村的李蘭興，直到1968年才獨自一人從新加坡回到老家，于1982年去世。村民們說，李蘭興在新加坡的30年里，起初以捏面人謀生，后來又在海上當海員，歷經了無數艱辛。
更令人惋惜的是，龍運鐵礦大罷工結束后，工頭常天緒與堂兄弟常合民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常天緒決定留在馬來西亞，轉行從事木材生意；而常合民則堅決返回國內，投身抗日斗爭，抗擊日本侵略者。為此，兄弟二人還產生了矛盾，關系變得不愉快。直至晚年，常天緒也未能再次回到故鄉。
常天緒在馬來西亞共養育了7個子女，于1972年病逝。當時，他的家人曾輾轉寄信，希望能將他的靈柩運回解元集村老家安葬。但由于當時國內正處于“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時期，老家的親屬擔心被貼上“私通國外”的罪名，始終不敢與國外的親屬取得聯系。直到改革開放后，常天緒在解元集村的親屬才公開了與國外家人的關系。
解元集村那些選擇回國的勞工，后來在魯西南抗日根據地創始人之一、菏澤唯一犧牲在抗日戰場上的縣委書記——原南華縣縣委書記何健之的組織和帶領下，自身或動員家人先后投身抗日救國的偉大事業，5人擔任原抗日民主政府南華縣的區委書記、區長和武委會主任，30余人在抗日戰爭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上百人參加革命，13人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時期英勇犧牲，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組織龍運罷工的新加坡華僑莊惠泉生前收集了大量關于新加坡、馬來亞華人抗日的資料，并據此編寫成《1937-1945 新馬華人抗日史料》一書，于1984年10月出版。該書成為見證新馬地區華僑華人英勇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重要文獻資料。常天緒也因積極協助莊惠泉組織龍運鐵礦大罷工，被載入抗日史冊，其愛國壯舉永載史冊。
記者 王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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